这些新内涵，为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时代性的新特征，表现为四个“更加”。
一是更加注重“育人”。教育的高质量，必定是“育人的高质量”。“育人目标的明确”“育人方式的优化”和“育人质量的提升”等一系列根本性教育问题被着重提出，重新思考。
二是更加注重“终身”。基础教育被置于“终身教育理念渗透和终身学习体系构建”的大背景下重新设计与实施。培养具有终身学习意识、能力与习惯的人，成为基础教育未来最重要的育人目标之一。
三是更加注重“智能”。由人工智能催生的智能时代，带来“智能教育”“智能学校”“智能课堂”和“智能教师”，一个走向智能、基于智能、在智能之中的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“未来已来”。
四是更加注重融合。既有“公平与质量的融合”，朝向“优质均衡”，也有“不同学段、不同类型、不同层次教育的融合”，如“普职融合”，还有“线上线下融合”，“混融教学”成为大势所趋，更有“五育融合”：实现“五育并举，融合育人”。
这些特征并非割裂的存在，而是一个围绕着“育人”的内在整体：在“终身育人”“智能育人”“融合育人”中走向高质量发展。它意味着，没有“终身”、没有“智能”、没有“融合”，就不会有新时代在育人质量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。未来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，注定是在整体式、体系化中的变革与发展，是一种新整体、新体系的呼之欲出。这个新体系，在我看来就是以“五育融合”为支点或杠杆的全面培养新体系。
着力点上精准突破，撬动全面培养体系的高质量构建
自从“五育并举，融合育人”提出之后，迅速成为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，它直指长期以来存在的“疏德”“偏智”“弱体”“抑美”“缺劳”，以及各育之间的“彼此分离”“相互割裂”“互不相关”等痼疾，导致“片面发展”“片面育人”，远离了“全面发展”“全面育人”这一教育宗旨。在根子上，传统育人方式的弊端就在于“五育没有并举”“五育不够融合”，因而“五育没有共生”。
然而，如果只是如此看待“五育融合”的源起，依然低估了这一理念的新时代价值。若将“五育融合”置于全面培养体系的重构这一大背景之下，其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将得以重新认定：在新时代全面培养体系构建的过程中，“五育融合”具有支点、抓手或突破口的作用。
之所以如此，不仅在于“五育”与全面培养体系有关：不够全面的培养体系，往往是因为存在不够融合的“五育”，也不只是因为“五育”与所有时代的教育主体、教育对象、教育内容都有关，更在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“五育”，且要“依托五育”“通过五育”“为了五育”“在五育之中”进行。换言之，没有“五育”的高质量，就没有基础教育的高质量；没有“五育融合”的高质量，也就没有新时代基础教育的高质量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“五育融合”的高质量发展，可以撬动全面培养体系的高质量构建。但问题的关键是：如何撬动？
除了解决办学条件、治理方式、动力体系等约束条件的问题之外，在撬动过程中，如下7个方面至关重要，它们也是通过“五育融合”走向全面培养体系的着力点或发力点。
其一，突出“整体”。围绕“五育融合”与全面培养体系的关系进行整体设计、整体实施和整体评价。就“五育”内部而言，所谓“整体”就是要打破传统的“加法思维”，避免将各育进行简单叠加，转而在整体的框架内，在“五育”相互关联的层面上，全面思考并整体设计各育的具体实施。其中，整体评价是“关键中的关键”。例如，对劳动教育的评价，不能只评价劳动教育本身，将其评价与其他各育的评价分离开来，同时还要考虑劳动教育的开展，对德育有何推动？对智育有何促进？对体育有何发展？对美育有何影响？就“五育融合”与全面培养体系的关系而言，这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“整体”，它要求的是以“五育及其融合”为目标来体现“全面”、设计“全面”、实施“全面”和评价“全面”，从而将“五育融合”内置于全面培养体系的核心。它力图在全社会形成如下共识：没有“五育融合”作为根基的全面培养体系，既是难以实现的，也是无法想象的。
其二，突出“融合”。这里的融合，不是“五育融合”之“融合”，而是为了推动基于“五育融合”的全面培养体系之构建所需要的“融合”。它涉及多种维度、多个层面：既有发展目标上的“公平与质量的融合”，走向“优质均衡”，也有社会不同教育主体上的“家校融合”，还有各种教育力，如“社会教育力、学校教育力和家庭教育力的三力融合”，更有不同教育空间、场域和媒介，如“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融合”。其中，线上线下的“双线混融教育”是智能时代的大势所趋，势必成为促进“五育融合”的基本路径。这些多角度多样态的融合，构成了实现“五育融合”多元路径。这同时也表明，全面培养体系的构建过程是一个基于并围绕“五育融合”的“全面融合”体系。“全面培养”来源于“全面融合”。我们要建构的全面培养体系是“全面融合的体系”，这是新时代的中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。
其三，突出“过程”。“五育融合”能否成功撬动并促成全面培养体系的构建，达成高质量发展的目标，“融合过程的高质量”是重中之重。当高质量的发展目标确立之后，接下来的关注焦点将转移到“高质量的实施过程”和“高质量的融合过程”。它将同步带动评价对象的重大转向：以“五育融合过程”为对象的评价，成为高质量全面培养体系的评价重心。
其四，突出“治理”。“五育融合体系”“治理体系”与全面培养体系存在内在关联：“教育治理体系”是嫁接“融合体系”与全面培养体系的桥梁和中介。“融合”和“全面”都契合了“治理”的本义：多元主体、多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交融或互动关联，都需要通过相适应的治理体系来实现。从这个角度看，“五育融合”撬动下的全面培养体系的建构过程，也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过程。
其五，突出“机制”。无论是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的“五育融合”，还是作为一种发展目标的全面培养体系，最终都要凭借“机制”来落地生根，尤其是基于五育的“融合机制”和“治理机制”。它要回答并解决如下具体微观的问题：一是建立基于“五育融合”的工作系统。对“什么与什么融合”“谁与谁融合”“在哪里融合”等具体问题作出明晰回答。例如，“五育融合”的发生地，至少包括教育内部系统（如在学校发生的“五育融合”）、教育外部系统（如在社区出现的“五育融合”）和教育内外的联合系统（如家庭、学校与社区共同推进的“五育融合”）。将不同地方的“五育融合”纳入同一个工作系统，需要有专门的融合机制。二是促成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联和相互作用。它解决的是“谁与谁如何融合”的问题。这种相互作用，既体现为宏观、中观、微观三个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（宏观设计为微观运作创造条件，中观运行联通宏观和微观等），也显现为教育内部系统、外部系统、内外联合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，还具体表现为“五育之间的相互作用”，产生“牵一育动四育”的连带效应。这种体现“互动关联”的融合机制，究其根本是“过程机制”，展现并解决的核心问题是：真实具体的融合过程，如何发生、如何推进、如何展开？以及要达到理想的“融合目标”，需要经历哪些阶段、步骤和环节，各自要解决的特殊问题，面临的特殊困难、障碍及解决的路径与方式是什么？三是探索基于“五育融合”的育人质量评价新机制。